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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5-04-05 18:31:46编辑：轻装简从网浏览（72）

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

其书主要内容，仍在勒定一传统，依然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不复梦见周公。



实则朱子亦岂不知前人有相异，如二程有四大弟子，杨龟山仅占其一，李延平则得龟山之传。此下复有会通儒道，写成专篇，如《中庸》《易大传》，则更不知出于何时何人之手。此二人之为学，皆义理更重于训诂考据，而宋代理学精神亦更胜于汉代经学精神。当距孔子之卒百年以上矣。是则，即就朱子一人，可证中国学术史一特征，贵能上同古人，不贵能自创新说矣。

《易传》《中庸》言性，亦言天道。会通和合，以求共同之一是，始是理学家所用心也。古代中国的皇权虽然有其特殊性[37]，借助了很多儒家资源，较一般意义上的王权更强大，可以把政治统治、宗教权威与文化秩序都集于一身，但它合法性仍无非是这些来源，即借助仪式获得天地宇宙神鬼的确认、依赖权力重新建构和书写历史，倚仗军事力量的有效控制。

[111] 其实，大陆新儒学群体中，也不是没有稍微清醒的学者，在他们兴高采烈的大声喧哗时，也不是没有善意提醒的冷静声音。我们应当注意到1989年事件的震撼和刺激。有一位学者说，在政治方面，儒家的制度基础中君主制相当重要，君臣之伦作为儒教之政治性伦常，在门外之伦中最为重要。[72] 为了实现他们的这种社会理想，他们还进一步要求中国通过教育实现未来的儒化社会。

皇帝就是它的教皇，整个政府就是它的教会，所有的官员都是它的信徒。因为政治合法性如果不经由现存国民的意志表达，那么，有谁能证明那个既超越现世现存的人心民意，又赋予当下政权合法权力的天地人，有永恒性、绝对性或神圣性呢？除非你再次搞出天授神权的老办法来，把执政者说成是奉天承运的天子或圣人。



[18]1995年，蒋庆的《公羊学引论》出版，更明确宣布自己的政治儒学与海外的心性儒学分手，[19]这似乎也是大陆新儒学正式告别学院学术，进入政治领域的宣言书。[68]当他们把这种家族秩序放大为家国秩序，也就是当他们把这种秩序从家到国，从父子关系衍伸为君臣关系，就构成了传统时代儒家理想中的有等级、有上下、有内外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秩序。又，本文完稿后，又看到肖强(萧三匝)〈当代大陆新儒家批判〉(载《文史哲》2017年第1期)，他认为大陆新儒家的勃兴，一是社会乱象的催逼使人们认识到接住儒家进行道德重建的重要性，二是执政高层对儒家思想主动表示了亲和态度，三是商业力量使复兴国学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46、王懋竑，《朱熹年谱》(北京:中华书局，1998)卷一，页2。

同样是在1986年，中国的重要报刊上，发表了三篇有关新儒学的文章，它们是:(1)李泽厚〈关于儒学与现代新儒学〉，载 《文汇报》1986年1月28日;收入李泽厚《走我自己的路》(三联 书店，1986年12月);(2)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 载《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5期;(3)包遵信〈儒家思想和现代化〉， 载《北京社会科学》1986年第5期;又《知识分子》1987年冬季号。大概是1988年，已故学者包遵信曾经特意跑到中国文化书院，交给我一篇用旧式打字机打出来的论文，题为〈再论儒家思想和现代化〉，其中，非常忧虑新儒学对于八十年代刚刚兴起的传统批判与现代追求有抵消的作用，对于政治改革和制度建设也有保守的倾向。64、《何谓普世?谁之价值?》，页113。当年，程颐问邵雍时曾说，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大地安在何处[45]？幼年的朱熹也曾问父亲说，头顶上是天，天之上是何物[46]？天和地也不是最终可以自我圆成的终极依据，那么我们也想追问，谁来赋予三重合法性？凭什么它们就是合法性？毫无疑问，通儒院、国体院和庶民院，并不完全来自古代儒家的模板，似乎也暗度陈仓，偷偷地参考了西方政治制度的设计，三位一体即道统（儒家政治哲学）、政统（政府）和学统（儒士共同体）之间，也曾借鉴了西方政治设计中的三权分立，即互相监督与彼此牵制。

同上《何谓普世?谁之价值?》，页51。43、《中国必须再儒化》，页142。



66、参看《何谓普世?谁之价值?》，页175-179。在这样的背景下，1987年，由孔子基金会与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合作召开了规模很大的 儒学国际学术讨论会。

前面说到，董仲舒是当代大陆新儒学仰慕和追踪的榜样，一位大陆新儒家学者就说，新中国最接近汉朝，开创者都是平民出身[104]，这是他们的历史判断。他们批评民意合法性独大的西方民主制度，用蒋庆的说法就是，这种经由选民选举出来的政府，只有一国国民此时此地的现世民意认同。关于中国大陆所谓新左派与大陆新儒学关系的问题，这里不能详说，还需要有专门的论文来详细讨论。见《政治儒学》 (北京:三联书店，2003)，页98。一是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到孔子故里曲阜考察并讲话，二是2014年9月习近平在国际儒联发表关于儒学与传统文化的讲话，三是2014年5月4日习近平到北大探望《儒藏》主持人汤一介并促膝谈心。[52] 如何维护这个延续自大清帝国的多民族国家？这的确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真问题。

82、霍布斯鲍姆，〈导论:发明传统〉，载霍布斯鲍姆等，《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顾杭等中译本，南京:译林出版 社，2004)，页6。见干春 松主编《儒教、儒家与中国制度资源》(东方文化丛书，江西 人民出版社，2007)，页245-247。

有一位新儒家学者曾经两次三番提醒海峡对岸的儒家学者说，大陆新儒家与港台新儒家不一样，我们大陆新儒学首先是在对现实问题的思考中，在与左派的革命叙事与右派的启蒙规划中萌芽产生的，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才逐渐意识到‘五四以来的那种哲学进路，存在着西方中心的预设，儒家文化价值的证成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不能经由与西方某个哲学家或体系的同质性论证实现，而只能经由对于中国社会问题及其所需要文化功能的解决承担完成。54、陈明就说，清帝国治理边疆的功劳和经验，我们以前肯定得不够。

今天的中国，还需要重建内外上下、井然有序的等级社会。自古以来，儒家都希望在庙堂里为帝王师，在政坛上以经术缘饰吏事，至少也要在祭礼中端章甫为小相。

试图得君行道的大陆新儒家学者大都很注意时势，他们提出的政治蓝图和制度设想的背后，显然有对时势的判断。参看《君主论》 (阎克文中译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当然，这篇长达56页的回顾，只追溯到2012年以前，没有涉及最近三四年相当剧烈的变化。不难看出，这种让中国全面儒化的设想，目标是把中国变成儒教国，而中国变成儒教国的关键，当然是儒教必须成为国教，儒学则顺势成为王官之学[77]。

65、《何谓普世?谁之价值?》，页108。见唐文明，〈政治儒学复兴的正当性问题〉，载范瑞平等编，《儒家宪政与中国未来》(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12)，页94-95;更奇怪的是，原本学历史的姚中秋(秋风)居然说周代封建基本架构是自由人透过书面契约所建立的君臣关系，双方都是自由的，可以解除君臣契约，见《中国必须再儒化》，页280;又说董仲舒与汉武帝时代，就已经形成了皇权与士大夫共治体制，说董仲舒策动了汉武帝时代的宪政主义革命。

他还建议建立国家级的儒教大学和地方各级儒学院，建立儒教出版社、报刊杂志、网站电视，建立全国各级讲经堂或孔圣堂并举行各种儒教礼仪活动。[43]可是，非常吊诡的是，从学理上说，这个所谓合法性必须有不言而喻的来源，只有这个来源具有权威，它才能成为合法性依据。

45、《伊洛渊源录》卷一，《遗事》(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页3-4。那么什么是王官学呢？姚中秋比较含蓄地说，就是有主导地位的经史之学，而蒋庆说的更明白，王官学就是国家主导意识形态[80]。

这里新儒家 大体上是指海外新儒家，可是现在大陆新儒家已经不再绕开这一点，干脆直接提政治儒学，把儒家与皇权直接连接起来了。67、参看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Under the Ancestors Shadow，王芃、徐隆德合译，台北:南天书局，2001)， 特别是第十一章所说的大家庭的理想，父子同一，以及性别方面 的不平等，页249;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三联书店，1985)， 特别参看有关差序格局、家族、礼治秩序、男女有 别这几节的讨论。5、见《儒家邮报》264期(2016年6月19日)。[2]第三个事件是2016年，大陆新儒学的五大重镇联袂出演[3]，在新加坡出版了一本号称是重拳出击著作的《中国必须再儒化——大陆新儒家新主张》，全面提出当下大陆新儒学的政治诉求与文化理念[4]，不仅试图给执政党重新建立合法性，而且提出关于未来中国的通盘构想，据称这是儒家自‘文革后第一次集体发声，吹响了复兴儒学，回归道统，儒化中国的集结号。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说，从新儒家第一代和第二代的主要思想倾向来看，他们所企图建立的是涵盖一切文化活动的至高无上的‘教，而不是知识性的‘学。很可惜，这只是乌托邦的想象或者是被发明的传统。

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可能在汉武帝时代并没有流传，也没有真正被采纳，所以有人指出天人三策流传民间可能始于昭宣时期，而《史记》的董仲舒传也没有提及。试问，如果他们对今天所谓充满现代性弊病的社会，开出的诊断书只是有病，而他们开的一剂药则只是复古，那么，这能够让社会摆脱弊病，让儒家起死回生么[83]？其实，他们自己也看到，经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些儒家赖以成立的社会基础，在晚清民初以后逐渐崩塌，君主制已经崩溃，科举制也已经废除，乡村家族社会在现代渐渐瓦解，儒家的价值观念也在日益衰落，总之传统儒家的理想差不多接近破灭。

又比如，要改变来自西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代之以儒家的王官学。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今天的中国既不需要自由，也不需要民主，更不需要平等呢？ 三，缘木求鱼抑或曲径通幽？儒教国与再儒化 前面我们说到，大陆新儒家呼吁回到康有为，这是因为康有为对现代中国的构想中，除了君主制即虚君共和之外，另一个关键即中国再儒化或建立儒教国。